202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 房地产深度调整拖累扩散 稳增长面临多重约束
2026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出现罕见波动。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降幅收窄至2.7%。单月环比数据自2025年6月以来持续波动下行，至2026年6月仍处于负增长区间。这一数据走势打破了市场此前关于经济“周期性回调”的预期，折射出投资端面临的深层结构性压力。
投资收缩由点及面：房地产拖累效应持续外溢
数据清晰地指向一场全面收缩。1至7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上半年进一步扩大1个百分点至6.7%。分项数据方面，传统投资引擎全面熄火：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暴跌18.0%，基础设施投资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制造业投资由正转负，标志着下行压力已从单一行业蔓延至全局。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此前已就此发出预警。他在2025年12月指出，2025年1至11月固定资产投资已出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首次负增长。当前数据确认了其判断——由房地产深度调整引发的投资收缩并未止步，反而进一步蔓延，演变为“基建、制造业跟进下行”的全面负增长格局。
从归因逻辑看，房地产是核心拖累项，但并非唯一因素。邱晓华分析指出，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约三分之一，其两位数下滑直接拉低整体增速约3个百分点。更为关键的是传导效应：房地产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关联60余个行业）和地方***财政收入两条路径将收缩效应放大，进而抑制了基建和制造业的投资能力。
宏观与政策双重约束：去杠杆阵痛与需求不足
投资负增长的背后，是宏观环境、政策周期与行业调整的多重因素共振。
宏观层面，经济增速换挡与外部冲击叠加。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从10.6%放缓至2018年的6.6%左右，下行预期本身即抑制了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叠加近年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信心受到持续扰动，形成了“预期转弱—投资收缩—增长放缓—预期更弱”的负向循环。
政策层面则面临“稳增长”与“防风险”的艰难平衡。自2015年底启动的“去杠杆”进程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成效显著，但客观上加强了企业融资约束。同时，地方***隐性债务监管趋严，极大约束了其通过加杠杆进行基建投资的能力。
市场上存在将投资下滑简单归咎于“政策力度不足”的观点。然而，多位专家指出，政策空间正受到多重现实约束。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对多家媒体表示，进入二季度后，制约投资增长的不利因素逐渐增多，首先就是专项债发行进度放缓——5月新增专项债仅发行1608亿元，大幅低于去年同期的4432亿元。他进一步指出，经过此前几年的连续大规模发行，地方符合专项债收益要求的优质项目储备被大量消耗，部分新基建投资难以满足专项债“收益自平衡”要求。在土地收入下滑、化债和基层“三保”等多重压力下，地方官员对新增投资项目意愿不足。
多方研判：短期阵痛还是长期趋势？
针对当前局势，市场观点呈现分化，核心争议在于这场投资负增长的性质。
“动能转换阵痛论”以国家统计局方面为代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6月16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扩大，有局部地区高温多雨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映。他指出，观察投资变化不仅要看总量和规模，更要注重投资结构、质量和效益。支撑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1至5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1%和24.9%。
“需求长期不足论”则更为审慎。有研究指出，居民部门杠杆率与收入预期偏弱，意味着终端消费需求复苏乏力。投资最终源头是消费，若无消费持续扩张，企业投资意愿难以根本回升，投资低迷反映的是总需求不足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传统增长动能减弱与新兴产业加快成长并存的阶段，两股力量交织，使得经济呈现出典型的转型特征。
此外，亦有券商分析师倾向于“政策空间受限论”，认为在现有框架下，大幅刺激投资的概率较低，投资企稳需等待房地产风险逐步出清。
前景推演：寻找新均衡点
展望后市，市场普遍关注房地产拖累效应何时见底，以及新增长动能能否形成有效替代。
基于现有政策框架，基线情景认为，房地产投资降幅将逐步收窄但仍维持负增长，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在政策托底下缓慢修复，整体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实现低个位数正增长。这需要“一揽子化债方案”平稳推进、地方财政压力边际缓解，且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但也需警惕低概率高破坏性的悲观情景。若房地产风险未能有效出清，引发产业链信心崩塌和地方财政危机，可能触发通缩螺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指出，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在新中国统计史上仅见两次（1961年、1967年），本轮负增长的烈度与持续时长均超历史极值。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首要问题是整体偏冷。
相反，若房地产政策出现超预期突破（如大规模收储、核心城市限购全面放开），或中央财政大幅扩张，投资增速则有望在四季度快速反弹。但综合各方分析判断，在化解旧风险与培育新动能的叠加期，投资筑底回升的过程仍将漫长且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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