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堪培拉的“终止令”
2026年8月18日，北京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向发言人林剑提及《澳大利亚人报》的一则报道：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终止与山东大学的合作协议，同时要求昆士兰大学终止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协议。
林剑的回应简洁而明确：“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
这并非堪培拉第一次对中澳学术纽带按下暂停键。但若将目光拉回四十多年前，1980年5月6日，中澳两国***在堪培拉签署《中澳科技合作协定》时，签字仪式上洋溢的是另一种氛围——双方“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鼓励和发展科学技术合作”。彼时，没有人预料到，同一份文件所奠定的合作框架，会在四十余年后被“国家安全”四个字反复敲打。
[IMG:1]二、从“参天大树”到“审查对象”
中澳科技合作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自1972年12月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双边科教合作便逐步展开。1980年的《科技合作协定》是基石，中方执行部门为科技部，澳方为工业、创新、科研与高等教育部；1989年，两国又签署了《中澳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了科技联委会机制和特别基金。
进入21世纪，合作持续升温。2000年，双方共同出资50万澳元支持科技交流；2004年起，每年分别出资200万澳元联合征集项目。据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以联合发表论文数计，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国际科技领域第三大合作伙伴。科技合作特别基金累计投资达2800万澳元，支持了133个合作项目。有评论将这段历程形容为“4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为中澳关系播下的种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然而，这棵“大树”近年来屡遭修剪。2018年，澳大利亚通过《外国干预法》等系列立法，将国家安全审查的触角伸向高校与科研机构。此后，多所澳大利亚大学被要求审查与中国机构的合作关系，从“孔子学院”到联合实验室，无一幸免。此次黄英贤直接点名要求终止两项具体协议，是这一趋势的延续，也是升级——从“审查”走向“直接叫停”。
[IMG:2]三、“泛化”背后的全球性转向
澳大利亚并非孤例。将教育科研合作“安全化”，是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的共同选择。从美国对中国学者签证的限制，到对特定领域（如半导体、人工智能）合作项目的筛查，科研合作日益被置于地缘政治的显微镜下。
这种转向的内在逻辑是：将原本属于学术自由与科学无国界的领域，重新定义为国家竞争力的前沿阵地。任何与中国机构的合作，都可能被解读为“技术外流”或“影响力渗透”的风险敞口。中方的“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正是对这一逻辑的正面回应——当“国家安全”成为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解释框架，正常的学术交流便失去了稳定的预期。
从历史视角看，这种转向构成了对1980年《中澳科技合作协定》精神的背离。该协定明确鼓励“在两国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组织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强调合作应基于“双方的能力和利益”。四十余年后，澳方以行政指令单方面中断具体项目，虽未直接废止协定本身，却在实际操作层面架空了协定所倡导的“鼓励与支持”。
四、学术纽带的代价
被要求终止的两项合作，并非敏感领域的机密项目。山东大学与澳国立大学的合作长期聚焦于人文社科与基础科学领域；中国科学院与昆士兰大学的合作则涉及多学科的基础研究。这些项目是两国学者数十年往来的结晶，也是无数留学生、访问学者交流的通道。
堪培拉的这一决定，短期来看是对特定项目的冲击；长期而言，则是对澳大利亚高校国际化学术生态的侵蚀。当政治指令可以随时介入学术合作的存废，澳大利亚高校作为“全球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声誉将不可避免受损。对中方而言，合作的受阻意味着部分科研交流渠道的收窄，但中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网络并未因此中断——与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学术纽带正在加强。
[IMG:3]五、历史的回响
1980年协定签署时，冷战尚未结束，但中澳两国选择在科技领域搭建桥梁。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同样的桥梁被以“安全”之名拆除——这究竟是时代的变化，还是选择的倒退？
中方的立场是清晰的：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不应被政治化。但堪培拉似乎正在走一条与历史相反的路——从“鼓励建立直接联系”到“要求终止合作协议”，从“平等、互利和互惠”到单方面行政干预。这条路能走多远，不仅取决于澳大利亚自身的战略判断，也取决于全球学术共同体对这一趋势的集体回应。
（本文基于2026年8月18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公开信息及历史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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