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技”混同到科学本质反思
8月17日，上海静安图书馆内，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在新书《科学乃自由之路》分享会上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系统性误解。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基础科学研究在功利主义导向下被边缘化，而技术应用层面的繁荣掩盖了科学精神缺失的深层危机。
吴国盛强调，“科技”这一中文合成词在语义上模糊了科学与技术的界限。当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提及“科技”时，思维重心往往偏向于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技术环节，而忽视了作为技术源头的科学探索。据公开信息显示，现代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性突破均源于基础科学的理论创新：人工智能的发展依托于Hinton等人的深度学习理论，计算机网络的建立基于量子力学和数理逻辑，电力与化工产业则根植于电磁学和化学的基础研究。
历史脉络中的功利主义科学观
这���对科学的工具化理解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从20世纪初的“科学救国论”到后来的“科教兴国”战略，再到民间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人对科学的推崇始终伴随着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吴国盛指出，这种观念将科学视为提高GDP、增强国力、改善民生的手段，而非一种独立的知识追求和精神活动。
数据显示，中国在技术应用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基础科学原创性贡献方面仍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差距。吴国盛认为，这与缺乏以推理演绎为特征的科学传统密切相关。他引用梁启超、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的观点指出，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等技术成就，但未能形成持续发展的科学体系。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为何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其核心在于古代中国缺乏将自然现象抽象为普遍规律并进行逻辑推演的科学方法论。
自由探索：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
吴国盛进一步追溯了科学精神的哲学基础。他指出，“科学”一词源于19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西周的翻译，后经康有为引入中国，直至1915年《科学》杂志创刊才逐渐普及。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所蕴含的自由探索精神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严复在翻译liberty时曾苦思半年，提出“群己权界”的概念，但这一体现个体独立性的思想未能广泛传播。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自主，这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吴国盛以自我介绍为例说明中西文化差异：中国人倾向于通过姓氏、工作单位、籍贯等社会关系来定义自我，而西方人更直接地表达个人身份。这种差异反映了两种文化对个体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希腊人认为万物有其内在逻辑，科学的目的在于“激活人内在固有的理性”，通过涵养人性成为真正的人。这与儒家强调仁爱、通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前沿阶段的观念转型迫切性
随着中国科技发展进入前沿阶段，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变得尤为关键。吴国盛回顾了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情境，竺可桢曾倡导“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但在民族存亡的紧迫任务面前，这种纯粹的科学追求难以立足。如今，中国已具备追赶并引领科技发展的能力，但若继续秉持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将难以实现真正的原始创新。
业内人士分析，当前中国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领域已具备取得重大突破的人才储备和研究条件，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吴国盛强调，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对科学本质认知的偏差。只有回归自由探索的精神，尊重科学自身的逻辑和发展规律，才能为基础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从而催生颠覆性的技术革新。
《科学乃自由之路》一书通过科学史上的生动案例，拆解了大众对科学的常见误解，呼吁社会各界重新审视科学的价值。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背景下，厘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弘扬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已成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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