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被盯上的石油订单
阿巴斯港的码头上，油轮调度员哈桑最近每天都要多看几遍新闻。他的工作是协调伊朗南部最大石油出口港的装船作业，而他的客户名单上，来自东方的船只占了绝大多数。"美国人每隔几个月就说一次要制裁，"他说，"但船还是照来。这一次，好像说得更认真。"
他口中的"更认真"，指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发出的明确警告：华盛顿准备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即制裁目标不仅限于伊朗本身，还包括与其保持商业往来的第三方国家及其企业。2026年8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作出回应，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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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制裁：一个不断扩张的政策工具
理解这一轮博弈，需要先厘清二级制裁的法律逻辑。美国自1996年《达马托法》（D'Amato Act）以来，逐步建立起一套域外制裁体系——即便交易双方都不在美国境内，只要交易涉及美元结算、使用美国金融系统或触及美国管辖的实体，华盛顿即可以单方面施加惩罚。这一机制在奥巴马时期通过《2010年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和撤资法》（CISADA）被大幅强化，特朗普时期退出伊核协议后达到峰值。
据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公布的数据，2023至2025年间，因涉及伊朗石油贸易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 List）的实体数量增长约40%。贝森特此番表态，被外界解读为将这一趋势从"点对点执法"升级为"系统性威胁"。
能源版图中的真实供需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约5.64亿吨，其中来自伊朗的进口约占7%至9%，主要通过非公开航运渠道完成。伊朗因其受制裁身份，往往以低于国际基准价格出售原油，这对中国民营炼油企业——尤其山东地炼群体——具有显著的成本吸引力。据能源咨询机构Kpler的追踪估算，2026年上半年，伊朗对华原油日均出口量维持在80万至120万桶区间。
这意味着，一旦二级制裁被严格执行，中国的中小型炼油企业将面临原料替代、物流重构和结算通道切换的三重压力。但与此同时，美国自身也面临矛盾：过度压缩伊朗出口可能推高国际油价，在全球通胀尚未完全退潮的背景下，这同样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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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秩序的裂痕在加深
二级制裁的本质问题，不在于某一个国家的选择，而在于它对国际规则体系的侵蚀。联合国安理会从未授权任何国家对第三国实施单边域外制裁，这种做法在国际法层面始终存在争议。欧洲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后对此有切肤之痛——当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制裁时，欧盟试图通过"阻断法令"（Blocking Statute）保护欧洲企业，但实际效果有限，道达尔、西门子等企业仍被迫撤出伊朗市场。
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二级制裁的频繁使用正在产生一种"反向激励"效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探索绕开美元结算体系的替代方案。中国与伊朗于2021年签署的25年全面合作计划中包含本币结算条款；俄罗斯在被逐出SWIFT系统后加速推进SPFS金融信息传输系统；印度则在部分俄油采购中采用卢比-迪拉姆通道。国际清算银行（BIS）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指出，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的份额已从2020年的约42%降至约38%，虽仍占主导，但下降趋势明确。
理性克制背后的现实考量
中方此次回应延续了"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一贯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林剑在表态中提到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这一表述在外交语言中具有明确的信号含义——它预示着如果制裁实际落地，中方将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进行反制，而非被动接受。
从博弈结构看，美国对华实施能源二级制裁的可行性面临诸多限制。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主要债权国之一，全面制裁的外溢效应将远超伊朗议题本身。此外，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能源供应链深度交织，"脱钩"的代价远比政治口号所能概括的更为复杂。
阿巴斯港的哈桑或许不了解这些宏大的博弈框架。他只知道，油价的涨跌、船舶的来去、以及华盛顿那些越来越频繁的威胁声明，最终都会传导到他每月不到300美元的工资条上。制裁从来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概念——它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那些被卷入大国博弈缝隙中的普通从业者，往往是最没有发言权的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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